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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

  一、政府与市场互补

  中国模式就是不存在一个固定模式,不照搬现成的模式,中国特色就是所有的理论都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(改造)。中国的多数改革都是地方实践与中央推广相结合,实践在前,推广在后,始终把试错的成本控制在一定程度。所以,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片巨大的制度试验田,而不仅仅是由经济学家设计出的改革模型。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,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。虽然还没有基于市场分析建立完整的逻辑理论模型,但中国坚持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决心毫不动摇。

  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,自由市场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,行政干预反而会破坏自由市场的Pareto最优状态,甚至产生寻租空间。但次贷危机已经证明了过度相信市场纪律和自我更正能力的危害,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承认,当市场失灵的时候,政府应该负起监管责任。事实上,寻租空间不仅来源于行政权力,自由市场中出现占据支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时,不只会出现自然垄断,也会出现寻租空间。而民企从业人员因为寻租行为受到的惩罚,代价相对轻微。甚至民企从业人员寻租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都要小得多,因为它们经常与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混淆。

  进一步看,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因为迄今为止,仍然没有一个人为的资源配置中心有能力(包括自我约束和修正能力)代替市场持续做出最优的资源配置方案。但在微观的企业经营层面,有不少企业已尝试建立内部资源配置中心,通过自己的信息决策系统,调配内部、外部资源,以降低库存、提高效率。这种有中心的网络模型,不仅能够提高一个企业的效益,甚至能够提高一个行业、一个城市的效率和经济效益。其理论基础是,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有代价的,供需平衡的调节看似达到了最优的效率,但这个过程中一样会有企业破产、会有劳动者失业、会有消费者的损失得不到补偿。更重要的是,市场通过撮合供需达到平衡状态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,并受到空间的制约。所以,市场其实是在足够多的样本中通过随机数选优的方法实现资源配置。在理论不成熟、技术水平不足的情况下,市场更加高效;但当垄断形成(随机选择的样本减少),或市场上的不理性情绪高涨时,必须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计划的统筹。

  通过假设简化条件,是消除变量、让理论模型更加清晰的有效方法,但不能因此忽视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,而是与假设的条件,即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技术条件密不可分的。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证明,越是在关键的时候,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推动改革。邓小平拉开了改革的序幕,解放了中国人思想上禁锢;习近平则坚定地将改革从深水区继续向前推动。进退、左右的平衡,始终在有限度的波动中前进。所以中国从不简单应用经济学模型,而是强调充分考虑改革的复杂性,强调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。

  甚至,经济学还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中庸之道,从来反对极端和片面,追求长期利益。所以在中国从来是“两手都要硬”。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努力下,中国人经济学意义上的满足感就不只是经济利益,还包括偏好、传统、情怀、荣誉感等精神上的因素,看似荒谬却真实存在。中国在航天、军工、基础建设等国企垄断领域能够冲击世界领先,除了资源和科技投入的区别外,也有这些精神因素的影响。

       二、渐进并互相影响 

  改革是因为既有的方法不适应当前的问题,需要创新手段,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。如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显然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。但是现实条件和成本总是限制着我们,只能针对性地解决问题,通过不断的改良,以量变引起质变的形式逐渐实现根本的改革。在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中,理论基础的贡献固然巨大,但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化解矛盾、解决“死结”、推进改革,更多地还是依靠实践者的能力、勇气和决心。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不断改变着经济和社会,注定将不再有一成不变的包赢法则,改革必须紧跟形势,永不停歇地分析、变革。

  中国的国企改革正是一场渐进的改革。这既是因为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型,走一步才能看下一步;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阻碍,以及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导致的。中国文化承认欲速则不达的哲学思想,在这种背景下,中国没有采取休克式的激进改革,避免了激烈社会变革引发的过高的成本和不可控的后果。而是往往采取社会成本相对较小、过程相对简单、易操作的模式推进。中国政府从前“只做不说”的改革模式,是迫不得已,也是埋头苦干。今天的中国也不会刻意打压民企或重新推动国企私有化,而是让国有企业与民企成为互相配合的两个拳头。所以,中国政府会一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,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,努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;另一方面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,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,支持民企发展,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。

  中国的住房改革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由福利分房制度的实物配给形式到住房分配货币化市场化,这项始于1978年的改革已经进行了40年,目前仍在持续。在不断改革的长期过程中,成本被稀释,矛盾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内。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,“老人老办法,新人新办法”的模式,使改革至少要持续到利益相关人去世或者涉及住房被拆迁的时候,才可能逐渐结束。这与强调理论模型、成文规定的成熟经济体差别很大!这个例子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改革的耐心、谨慎和变通。

  中国的地大物博,也意味着各地区人文、环境、经济状况的复杂,因此挑战现有秩序的改革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,一定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,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出现。更何况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在试错与纠错中前进的。在众多的指责中,有的是牵强附会,比如把环境污染与改革联系起来,忽视了所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这个问题。有的指责则为改革指明了方向、提供了压力和动力,如双轨制引发的权力寻租、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和监管不力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、国企薪酬不公和商业腐败问题等。许多问题今天都已得到一定的好转。

  三、深入且不断向前

  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困难和挑战,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,我们一是决不能失去自信,不能什么都照搬西方。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尤其是文化背景借鉴西方经验,包括西方经济学古典和新兴的各流派的观点。二是决不能自大,不能停止学习。新的科技不断出现、人民新的需要不断产生和提高,需要我们继续开放地分析学习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,不只是经济的,也包括科技的和社会治理的。三是决不能停止改革。不能因为改革的难度大了,风险高了,情况更复杂了就放任自流。许多问题仍然需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。而改革不是盲目的求变,而是要有清晰的目标、高度的务实、坚定和渐进的改变。新加坡在取得出色的成绩后依然居安思危,不断根据周边和世界发展局势进行经济轻型,值得欣赏和借鉴。四是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角色要有舍有得,该搞活的要放松,该严格的要监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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