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政府与市场互补

　　中国模式就是不存在一个固定模式，不照搬现成的模式，中国特色就是所有的理论都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（改造）。中国的多数改革都是地方实践与中央推广相结合，实践在前，推广在后，始终把试错的成本控制在一定程度。所以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片巨大的制度试验田，而不仅仅是由经济学家设计出的改革模型。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，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。虽然还没有基于市场分析建立完整的逻辑理论模型，但中国坚持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决心毫不动摇。

　　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，自由市场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，行政干预反而会破坏自由市场的Pareto最优状态，甚至产生寻租空间。但次贷危机已经证明了过度相信市场纪律和自我更正能力的危害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承认，当市场失灵的时候，政府应该负起监管责任。事实上，寻租空间不仅来源于行政权力，自由市场中出现占据支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时，不只会出现自然垄断，也会出现寻租空间。而民企从业人员因为寻租行为受到的惩罚，代价相对轻微。甚至民企从业人员寻租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都要小得多，因为它们经常与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混淆。

　　进一步看，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因为迄今为止，仍然没有一个人为的资源配置中心有能力（包括自我约束和修正能力）代替市场持续做出最优的资源配置方案。但在微观的企业经营层面，有不少企业已尝试建立内部资源配置中心，通过自己的信息决策系统，调配内部、外部资源，以降低库存、提高效率。这种有中心的网络模型，不仅能够提高一个企业的效益，甚至能够提高一个行业、一个城市的效率和经济效益。其理论基础是，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有代价的，供需平衡的调节看似达到了最优的效率，但这个过程中一样会有企业破产、会有劳动者失业、会有消费者的损失得不到补偿。更重要的是，市场通过撮合供需达到平衡状态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，并受到空间的制约。所以，市场其实是在足够多的样本中通过随机数选优的方法实现资源配置。在理论不成熟、技术水平不足的情况下，市场更加高效；但当垄断形成（随机选择的样本减少），或市场上的不理性情绪高涨时，必须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计划的统筹。

　　通过假设简化条件，是消除变量、让理论模型更加清晰的有效方法，但不能因此忽视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，而是与假设的条件，即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技术条件密不可分的。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证明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候，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推动改革。邓小平拉开了改革的序幕，解放了中国人思想上禁锢；习近平则坚定地将改革从深水区继续向前推动。进退、左右的平衡，始终在有限度的波动中前进。所以中国从不简单应用经济学模型，而是强调充分考虑改革的复杂性，强调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。

　　甚至，经济学还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中庸之道，从来反对极端和片面，追求长期利益。所以在中国从来是“两手都要硬”。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努力下，中国人经济学意义上的满足感就不只是经济利益，还包括偏好、传统、情怀、荣誉感等精神上的因素，看似荒谬却真实存在。中国在航天、军工、基础建设等国企垄断领域能够冲击世界领先，除了资源和科技投入的区别外，也有这些精神因素的影响。

　　二、渐进并互相影响

　　改革是因为既有的方法不适应当前的问题，需要创新手段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。如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显然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。但是现实条件和成本总是限制着我们，只能针对性地解决问题，通过不断的改良，以量变引起质变的形式逐渐实现根本的改革。在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中，理论基础的贡献固然巨大，但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化解矛盾、解决“死结”、推进改革，更多地还是依靠实践者的能力、勇气和决心。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不断改变着经济和社会，注定将不再有一成不变的包赢法则，改革必须紧跟形势，永不停歇地分析、变革。

　　中国的国企改革正是一场渐进的改革。这既是因为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型，走一步才能看下一步；也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阻碍，以及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导致的。中国文化承认欲速则不达的哲学思想，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没有采取休克式的激进改革，避免了激烈社会变革引发的过高的成本和不可控的后果。而是往往采取社会成本相对较小、过程相对简单、易操作的模式推进。中国政府从前“只做不说”的改革模式，是迫不得已，也是埋头苦干。今天的中国也不会刻意打压民企或重新推动国企私有化，而是让国有企业与民企成为互相配合的两个拳头。所以，中国政府会一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努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；另一方面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，支持民企发展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。

　　中国的住房改革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由福利分房制度的实物配给形式到住房分配货币化市场化，这项始于1978年的改革已经进行了40年，目前仍在持续。在不断改革的长期过程中，成本被稀释，矛盾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内。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，“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”的模式，使改革至少要持续到利益相关人去世或者涉及住房被拆迁的时候，才可能逐渐结束。这与强调理论模型、成文规定的成熟经济体差别很大！这个例子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改革的耐心、谨慎和变通。

　　中国的地大物博，也意味着各地区人文、环境、经济状况的复杂，因此挑战现有秩序的改革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定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，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出现。更何况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在试错与纠错中前进的。在众多的指责中，有的是牵强附会，比如把环境污染与改革联系起来，忽视了所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这个问题。有的指责则为改革指明了方向、提供了压力和动力，如双轨制引发的权力寻租、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和监管不力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、国企薪酬不公和商业腐败问题等。许多问题今天都已得到一定的好转。

　　三、深入且不断向前

　　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困难和挑战，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，我们一是决不能失去自信，不能什么都照搬西方。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尤其是文化背景借鉴西方经验，包括西方经济学古典和新兴的各流派的观点。二是决不能自大，不能停止学习。新的科技不断出现、人民新的需要不断产生和提高，需要我们继续开放地分析学习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，不只是经济的，也包括科技的和社会治理的。三是决不能停止改革。不能因为改革的难度大了，风险高了，情况更复杂了就放任自流。许多问题仍然需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。而改革不是盲目的求变，而是要有清晰的目标、高度的务实、坚定和渐进的改变。新加坡在取得出色的成绩后依然居安思危，不断根据周边和世界发展局势进行经济轻型，值得欣赏和借鉴。四是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角色要有舍有得，该搞活的要放松，该严格的要监管。